滴滴順風車主被市交委認定非法營運行政處罰3萬元，一、二審法院認為對網約車界定為非法營運并不準確，均判決撤銷市交委作出的行政處罰。

近日，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針對該案作出終審宣判，判決廣州市交委敗訴。判決書指出，對于網約車等便民且無危害的新型行業應有適度寬容和理解，并指出僅僅處罰司機而不追究平臺責任有“選擇性執法”之嫌等。

 案情 

網約車車主被行政處罰3萬元

今年38歲的蔡某在廣州生活了10多年，在網約車興起的時候，加入了滴滴順風車平臺。

2016年4月17日，一名乘客通過滴滴打車軟件與司機蔡某取得聯系，約定蔡某駕車將該乘客從廣州市海珠區琶洲附近送至天河區棠下村，滴滴打車軟件平臺乘客端顯示的車費為16.7元。

其后，蔡某駕駛自己的車將該乘客搭至棠下村時，被廣州市交委執法人員發現該車涉嫌違章，對其進行調查。在調查時乘客正在下車，而蔡某無法出示該車的道路運輸經營許可證。

同年5月16日，廣州市交委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蔡某未取得道路客運經營許可，擅自從事道路客運經營，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運輸條例》第六十四條及《道路旅客運輸及客運站管理規定》第八十四條第(一)項的規定，決定給予蔡某責令停止經營、處3萬元罰款的行政處罰。

 一審 

網約車屬預約出租車 處罰定性有誤

蔡某不服，于去年5月向廣州市政府申請復議，廣州市政府于同年7月作出《行政復議決定書》，決定維持廣州市交委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書》。蔡某不服，向廣州鐵路運輸第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依照相關規定，原告蔡某既未取得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門核發的出租汽車經營資格證、車輛運營證，也未取得駕駛員客運資格證，其營運行為違反了上述法律規定，構成違法。

但法院認為，網絡預約出租車是傳統的出租汽車行業與“互聯網+”相融合的新的商業模式，網絡預約出租車經營行為是司機個體與網約車平臺共同實施的行為。蔡某以自己所有的私家車加入“滴滴打車”平臺，原告的經營行為由“滴滴打車”平臺和作為駕駛員的原告兩個主體共同完成，“滴滴打車”平臺是運輸服務的提供者，應該承擔承運人責任和相應的法律責任。

因此，被告廣州市交委對“滴滴打車”平臺與原告共同實施和完成的違法經營行為進行查處時，完全忽視了對“滴滴打車”平臺的調查和處理，將違法經營行為的責任和后果全部歸咎于原告一方，既事實不清，又顯失公平。

法院同時指出，網絡預約車經營行為的定性問題是本案的重點。法院指出，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化改革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6]58號，以下簡稱“58號文”)，交通運輸部等七部委聯合發布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網絡預約車經營屬于預約出租汽車營運。

而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運輸條例》第八十二條的規定，出租車客運管理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運輸條例》調整范圍。被告認為原告蔡某的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運輸條例》等的規定屬于定性錯誤，由此作出的行政處罰，屬于適用法律錯誤。

一審法院據此認為，被告廣州市交委所作的處罰明顯不當，應予撤銷。

給無危害新型行業適度寬容和理解

一審法院同時認為，網絡預約出租車是一種新的服務業態，是傳統的出租汽車行業與“互聯網+”相融合的新的商業模式。一直以來，相關法律對網約車的規定不明確，網絡預約出租車這種新的交通服務模式在交通管理領域處于一種模糊發展狀態，直至2016年“58號文”致力于積極穩妥地推進出租汽車的行業改革，推動了傳統巡游出租車和網絡預約出租車經營兩種業態的融合發展;隨后，交通運輸部、工信部等七部委聯合發布的“暫行辦法”明確了網約車的發展定位，確定有序發展網約車；交通監管部門對網絡預約出租車的發展一直持支持、鼓勵與引導的態度。

對這種伴隨科技進步與市場經濟發展而出現的，被廣大老百姓普遍接受且沒有社會危害性的新型行業，應當給予適度的理解和寬容。廣州市網絡預約出租車的出現，為廣州市民提供了安全、便捷、舒適、經濟的出行服務，較好解決了廣州市民出行難的問題，也緩解了廣州市公共交通壓力。

在法律規定不明確、監管規范不到位、社會負面影響不明顯的情況下，不宜從嚴定性、從重處理，將新生事物抹殺在成長過程中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二審 

市交委上訴稱網約車有安全問題

一審宣判后，廣州市交委不服上訴，認為本案案發時間為2016年4月17日，同年5月16日其作出處罰決定，而原審判決引用的“58號文”和“暫行辦法”的印發時間均是2016年7月，實施時間均為同年11月1日，原審判決引用上述文件及規章作為對過去行為的認定依據并不適當。

同時認為，根據相關法律法規，當時出租車客運僅有巡游出租汽車一種模式，未將網約車納入出租汽車管理，因此原審判決將本案發生時的網約車運營行為定性為出租汽車客運行為依據不足，其處罰并無不當。

另外，案發時，沒有相關法律法規將網約車平臺界定為承運人，即便按照最新的網約車規定也是網約車平臺與駕駛員各自承擔法律責任。并認為，網約車存在明顯安全問題，其無序發展增加城市交通擁堵。上訴人作為交通行業主管部門，在國家相關管理規定未明晰前對網約車加強監管，是履行自身職責的體現。就此，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審判決，維持其依法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

二審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法院認為，網絡預約出租汽車是近年出現的服務行業，必然對城市客運出租汽車市場產生各種影響。鼓勵和支持交通部門對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這一新生事物進行嚴格依法規范管理，但認為，網絡預約出租汽車是在“互聯網+”理念下形成的一種新型的共享經濟模式，司機雖沒有取得相應的旅客運輸行政許可，但與傳統的未取得旅客運輸行政許可而從事旅客運輸活動的單個非法營運行為存在重要區別。

面對尚無法律、法規或者規章、文件規范的新生事物，作為行政機關的上訴人可以從提供服務或者指引的角度，引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序經營。而上訴人直接將剛剛出現，法律性質并不明確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這一新生事物定性為“非法營運”，并適用相關規定將其混同為一般違法從事客運經營的行為作出處罰，并不符合法治的基本原理和原則。

基于同樣理由，《廣州市出租汽車客運管理條例》僅僅是規范傳統巡游出租汽車運營行為的法律依據，并無涉及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這一新生事物的內容，故原審判決適用該條例，認定蔡某的載客行為違法亦屬不當，應予糾正。

網絡平臺運營商、司機以及乘客是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這一新的共享經濟模式的三方參與主體，僅對提供服務的司機作出處罰，而至今未對網絡平臺運營商作出處理，存在選擇性執法的問題。

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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